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产生在宋代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曾经记载过，有个叫毕昇的发明过泥活字。那段话是勋大致还能背得下来：“庆历中有布衣毕昇，又为活板。其法用胶泥刻字，薄如钱唇，每字为一印，火烧令坚。先设一铁板，其上以松脂、腊和纸灰之类冒之……”

有个相关印刷术的成语叫“灾梨祸枣”，那甭问啦，直白地告诉了大家伙儿，印板可用梨木或枣木刻成。可是毕昇用的“胶泥”又是啥成分？怎么配制？“薄如钱唇”的玩意儿手工得多精细？松脂、腊和纸灰的填料怎么配比？这些问题是勋想起来就头大。

要么用木活字？沈括那段后面还写：“不以木为之者，文理有疏密，沾水则高下不平，兼与药相粘，不可取，不若燔土……”可见毕昇是尝试过木活字的，但最终放弃了。是勋知道，元代或者明代确实出现了比较实用的木活字，但相关记载都没有《梦溪笔谈》来得有名，他读都没读到过，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毕昇遭遇到的“文理有疏密，沾水则高下不平，兼与药相粘，不可取”等问题该怎么解决？自己若不能给出个基本实验方向来，就现在李才哥那伙匠人的知识和头脑，肯定摸索起来跟瞎子一样啊！

唉，为啥别人穿越了就能造枪造炮，十年间统一中国，三十年征服世界，偏偏自己……为啥前世不知难而上，去学理工科呢？文科生穿来此世，确实有某些天然的优势，但也就抄点儿诗文歌赋而已，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，真是难上加难啊。算了，还是搞点儿咱文科生能干的吧。

是勋曾经一度想要“发明”标点符号——这在穿越文里常见啊——然而此世的口语其实和书面语言还并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，语音也较两千年后的普通话要复杂得多，汉语天生有一种音乐感，再配合各种语助词、语气词，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标点，也不产生太大歧义，标点符号作用真没有后人想的那么大。顶多也就逗号和句号有用吧，可是点逗……古人早就会啊。

再说了，是勋如今想要歪曲经义，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推翻旧有的断句，好方便曲解，所以……标点符号那是绝对不能发明的！

对了，既然想到语音问题，音韵学前一世还是多少学过一些的呀。是勋想到这里，赶紧去架阁上搜寻，很快便抽出了一套服虔所注的《汉书》，翻了半天，果然被他找到了——

魏晋之前，标注语音的方式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用一个音近的字去指代，所以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，同一本书里可能出现类似于“财，读若裁；裁，读若财”的可笑情况。魏晋以后，反切兴起，据说源头就是服虔，然后从孙炎著《尔雅音译》开始，逐渐风行。简而言之，所谓反切就是用两个字，取上字的声母，再取下字的韵母和声调，用来标注一个新字的读音。

比起后世的拼音来说，反切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。首先，上、下字都含有一定多余成分，拼合时易产生障碍；其次，没有标准，同样表示声母k，可以用街也可以用艰可以用京可以用居……第三，某些窄韵找不到可以标注的字。

古人为此一代又一代地做了不懈的研究，想出了各种解决的办法，然而在是勋看来——都不需要啥音韵学知识，只要懂得汉语拼音——那都不叫事儿啊。首先，部分文字，韵母天然接近声母的发音通道，从中很容易析分出纯声母来，比方说“波”代b、“丝”代s、“特”代t，等等（当然啦，这时候的声韵母跟后世迥然不同，最后未必会出来bpmf的）。还有部分零声母的字，最适合用来标注反切下字，比方说隈、盎、埃，等等。

只要挑出这些字来，从其中寻找笔画最少或者最常见的，固定作为声、韵母的标记，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是勋还并不打算发明啥拼音字母（不管是用拉丁字母、注音字符还是用日文假名），因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新概念可以抛，新符号则不易为士人所普遍接受。然而是勋相信，只要此方案能够大行于天下，过些年草书风行了，自然会有人给俭省成一种简单符号。

在此前提下，是勋还必须专门著文指出这年月还没几个人意识到的零声母问题、辅音语尾问题。再加上不以下字标准声调，而单列平上去入，一个字的新反切最多需要声、韵、尾、调四个文字或符号标注，虽然长了一点儿，但准确性大大提高。

这样一来，拼写障碍和统一标准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剩下的窄韵、僻字……等先发现了再找办法补救吧。终究就连后世的汉语拼音也不是十全十美的，比方说“儿”、“二”这两个字，标音都是er，其实发音并不全然相同。

啊哈，这可是个大工程——不可能照抄汉语拼音，终究这年月的语音跟后世相差十万八千里——够我消磨时间，又足以流芳百世，不干白不干。当然啦，是勋不可能一个人干，反正他手底下一大票僚属呢，身为长官，老规矩，他只要把握个大致方向，细致活儿可以全扔给底下人去完成……完了辑成一书，书名干脆就叫——《汉语拼音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