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子轩给二十位国内著名的作家写信，各人的态度很有意思。

蔡元赔极力赞成，认为参加这类国际组织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，让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互相交流。

他在成为北大校长期间，就不断的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到北大讲学。

目的正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。

国际笔会的会员并非一定要是正统的作家，不仅包括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和诗人，还包括文学评论家、翻译家、记者和编辑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员。

当然，要是在这个行业具有突出才华的人才可以加入。

蔡元赔从事学术研究，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，自然有资格成为会员。

最重要的是蔡元赔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太高了，可以说是德高望重，就算是胡拾和鲁讯在他面前都要矮半头。

林子轩同样有影响力，在国内文坛风头正盛，不过他仍旧是小字辈。

见到梁启朝和蔡元赔这样的前辈，也要毕恭毕敬，这和你的地位无关，这是中国的传统。

在学术上大家可以争论，比如在红学上，胡拾和林子轩就批驳了蔡元赔，这很正常。

但在礼节和尊重上不能荒废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
蔡元赔不仅是北大的校长，他还是多家大学的名誉校长，在教育界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

如果中国笔会中心成立，那会长的位置一定是蔡元赔的，只有在蔡元赔谦让之后，才轮得到胡拾等人，接下来才是林子轩。

周氏兄弟的态度并不相同。

周作仁答应下来，以为如此能提高中国新文学的水准。

自五四以来，新文学便走了两条路。

一条路是模仿和借鉴外国文学，周作仁的小品文中就有日本文学的影子，他把日本文学中“物哀”和“幽玄”的美学原则发挥的恰到好处。

徐至摩的诗歌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，有模仿雪莱和济慈的痕迹。

文学说起来就是从前人的作品中吸收精华，形成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借鉴国外文学的写作方式并没有什么。

另一条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。

鲁讯的小说之所以受到重视，是因为他走出了一条新文学的道路，通过描写农村和农民展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风貌。

沈丛文同样如此，和鲁讯不同的是他对农民怀着热爱和怜悯，而不是愤怒和批判。

鲁讯这个时候接到了厦门大学的聘书，准备带着许广评离开北平，前往厦门。

他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，认为自己才能不足，恐怕无法胜任。

这是他谦虚了，鲁讯的小说集《彷徨》即将出版，其中的小说在报纸上大多发表过，在中国文坛，他算是超一流的作家了。

或许是对林子轩的不放心，或许是对国际笔会这个西方组织的警惕。

鲁讯拒绝加入中国笔会中心。

在广州，创造社的创始人们同样面临选择。

1926年3月，郭沫偌和郁达浮一起前往广州，进入国立广东大学教书，后来郭沫偌投笔从戎，进入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，郁达浮仍旧在大学教书。

郁达浮没有问题，同意加入，郭沫偌则陷入挣扎之中。

他没想到林子轩会给他发出邀请，这件事在中国文学圈子里已经人尽皆知了，很多人争抢着想要加入，机会难得。